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5月22日正式成立。而就在几天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罗殿龙在广西高院执行指挥中心远程指导了两起强制执行案件。

　　法院建执行指挥中心可以追溯到2009年7月。当时,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人民法院可以成立执行指挥中心,组建快速反应力量。两个月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成立了全国首家公检法联动的江干区执行指挥中心。此后,广东、甘肃等地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先后成立。

　　从第一家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成立至今已经3年,各地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运行得如何?这一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执行难困境?

 

　　“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执行指挥中心网、两部举报值勤电话。”江干区法院副院长梁松亮出了一组数据:截至2012年4月,江干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网点击量达54038次,共接到举报咨询电话4300个,网站在线举报49人次,其中举报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542条,有效线索243条。

　　在梁松看来,自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执行指挥中心值班电话开通后,群众举报线索不断,指挥中心作为执行线索收集平台、执行信息传递载体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记者了解到,截至2009年年底,浙江省所有中级法院和绝大部分基层法院成立了执行指挥中心,并充实力量、配备必要装备。依托全省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全省法院快速协同执行工作机制初步建立。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执行指挥中心使各种执行力量优化组合,对全省执行法官、执行资源实行统一调配、统一指挥,实现了执行的快速机动,提高了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而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当事人轻点鼠标,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和财产资料,甚至社会保险等资料都依次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执行指挥中心统一调配、统一指挥全省执行法官、执行资源。

　　“执行指挥中心为建立上下统一快速反应机制,提高执行工作快速处置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整合执行资源,统一调配执行力量,协调攻克重大执行难案,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指挥平台。”广东高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广西高院执行指挥中心信息查询室,查询人员对南宁市两件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信息,通过“点对点”查控系统,将查询请求发给南宁市房产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仅仅几分钟,就收到了两个部门反馈的查询结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则与上海18家商业银行建立了“点对点”查询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工作机制。法院将需要查询的被执行人统一汇总到上海高院,上海市高院再以专线联网的方式将名单发至相关银行查询,使执行中最为普遍的查银行存款问题走上了高速路。自2010年10月至今,上海市法院已通过这种方式处理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信息74万多条。

　　据了解,执行指挥中心作为法院执行工作快速反应联动运行的中枢指挥平台,主要协调法院、公安、检察等职能部门,有效整合司法资源,快速发现、查找、控制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实现快速处置、平息暴力抗拒执行等突发事件。

　　“在区党委政法委的领导、协调下,各联动部门积极参与,把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成为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平台,提高了执行指挥中心的权威性。”梁松评价说。

　　江干区法院每月定期将躲避执行的“老赖”名单提供给公安机关,借助公安机关强大的信息平台对“老赖”行踪进行监控,让“老赖”无处可逃。公安机关一旦发现“老赖”行踪,须将其及时控制在当地,待法院值勤干警带回法院处理。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快侦、快捕、快诉,实现依法打击。

　　沈阳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从2012年4月中旬试运行以来,沈阳市两级法院成功查封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38个,查找并查封被执行人房产16处,限制17名被执行人出国出境。

　　浙江省高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执行指挥中心强化了执行威慑与制约。全省法院三级执行指挥中心统一调度并广泛征集被执行人下落和财产线索,并且与“限高令”等其他执行措施相结合,加大执行威慑,让老赖无处遁形。